薪酬调查 薪酬调研

摘要：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互联网开始流传关于“00后”整顿职场的传奇故事。比如有个“00后”工作一年，“仲裁四家公司，告倒闭两家”。

我们好奇的是，命题真的成立么，年轻的一代打工人又是如何看待工作和职场的。为此我们找到了几位发起劳动仲裁的“00后”。他们中有的进公司就下单《劳动法》精读，也有人为一天兼职工资，义无反顾走进了劳动局。还有人身经百战，在顶嘴引发的职场危机中，反客为主，最终拿到比工资还多的补偿。

你或许可以从这些故事中窥见，“00后”到底有何不同。

文｜魏芙蓉 编辑｜周航

网络段子照进现实

工资又没法准时发放了，要延期半个月。7月14日，消息突然传到办公室，引起一阵骚动。

长沙一家中幼儿技能培训学校，22岁的林昕，办公室最年轻的老师，皱起了眉头。还有半个月，学校就要放假，这节骨眼上来这么一出，她察觉到了危险的信号。

为安抚员工，老板连续开了三天会。会上气氛降到冰点，老师们想争取工资尽早发放，老板一脸无奈：公司资金周转困难，希望大家理解，和学校共度难关。

这些话，林昕已经听“麻了”。 林昕是这所学校的英语辅导老师，她心想行业寒冬，别说工资，到时候这学校还在不在都不知道。就说本地一家知名的连锁培训学校，老板前一天还领着老师们“齐心协力，共创佳绩”，隔天就卷款跑路了。推迟发工资的原因其实早就在老师们之间传开了，老板为了私人生意周转，瞒着其他合伙人挪用了公司资金。

“没钱？那你把房子、车子都抵押了呀。”被逼急了，会上，林昕和其他老师们冲他喊。

老板竟然真把一串钥匙丢到桌上：你们拿去啊！

“太drama（戏剧性）了。”林昕说。其实没留给老师们下手的机会，那串钥匙仅在桌上亮了个相，又迅速被老板摸回去了。

会后她转头就把老板举报了。起初是来自同事的主意，办公室里最资深的一位老师提议：如果在“全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台”反映线索，会有当地的人社部门介入处理。

林昕觉得这主意不错，第一个响应。办公室里没其他人吱声，最后在全校，她也成了唯一响应的人。林昕把这个选择解释为一种本能行动：“我怕什么，是你不发工资，我监督你，有问题吗？”

这段追讨工资的经历林昕后来发到了社交平台，网友追着求后续，她因此出了个系列：“公司这波操作我直呼666”，“下头公司之骚操作篇”……

“整顿职场”，这是互联网赋予“00后”的新标签，许多年轻的打工人则欣然领受，纷纷分享自己的经历。微博上，“原来00后真的有在整顿职场”话题阅读有2.2亿次；小红书上，相关笔记超过5000条。

这个话题的段子袁毅在网上追了不少。他生于2004年，还在读大专，旁观同龄人五花八门的经历，他最初只是当做“职场预习”，没成想今年5月，网络段子照进现实，他也遇上了类似的事。

他在一家公司做暑期工，所谓销售，其实就是打骚扰电话。干了一天，觉得“没营养”，找到人事申请离职，准备把工资结一下。

对方的意思是：试用期没有工资，像他这样干一天的更不可能有。这方面袁毅入职前曾被告知过，但那天他在手机上搜，发现网上的说法完全相反。

他没跟对方多费唇舌，第二天直接找到老板，结果老板也死咬公司规定，不给钱。“你们公司规定的有法律大吗？”袁毅提高了嗓门。当着对方的面，他拨通了“12333”—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热线，也是他从网上现学的——开启免提，音量调到最大。

“工作一天就应当支付一天的工资，用人单位不得克扣劳动者工资。”人工客服给出了袁毅满意的回答。

提出离职后，袁毅和老板的沟通过程。讲述者 供图

按照无责底薪3300元计算，袁毅要求老板支付自己110元日薪。那通电话后，老板却改口了，他说3300元实际上包含底薪、五险、加班费，他还给袁毅算了笔账：公司一通电话一毛钱成本，员工一天拨出几百通电话，“你还要倒给我钱！”

老板给出这样的托词，袁毅属实没想到。平时暑假都是他领着伙伴们去打工，不管是找工作，还是跟老板“讲道理”，他都是打头的那个。这回，他觉得自己被轻视了：“我在乎的不是一天的工资，我想给老板一点教训，他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对待员工。”

他和老板谁也不让步，在办公室对吼起来。“现在协商不一致是吧，那我直接去劳动局申请仲裁了。”说完最后一句，袁毅就提着大包小包，直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为一份工作可以忍耐到什么程度

如果你问一个中年人，工作的意义是什么，得到的回答大概会跟一连串的生活压力有关，但对年轻的职场人来说，答案就要轻松很多。

“快乐。”林昕没有丝毫犹豫地回答。三年前从旅游管理专业毕业，她第一份工作做导游，“像玩一样”，收入也不错，但遇上疫情，行业惨淡，无奈转行做教育。

谈起现在这份培训工作，她语气冷漠：“没有感情，一份工作而已”。 合同是按最低薪资标准签的。迟到过几次，回回都被扣了10块钱。入职前承诺的工龄工资，从没见着影。本着“绝不吃亏”的态度，工作目标六十分万岁，多一分浪费；加班更是不存在的，她从来都是到点就撤。

支撑她的还剩最后一丝兴趣，她喜欢英语，也享受跟小朋友们打成一片。但当连工资都发不出的时候，这点兴趣根本算不上什么了。

许多研究报告都说，“00后”确实是不同的一代职场人。一家招聘平台发布的《00后群体就业选择偏好调研报告》提到，超过 50% 的“00后”希望职业与兴趣相符，而有相似想法的“85”后仅占30%。

对许多“00后”来说，换一份工作不比换衣服难。中专毕业后的两年，21岁的乔羽佳换了数不清的工作，化妆师、销售、自媒体……最长做了五个月，最短的则只有三天。

现在，乔羽佳在东莞一家甜品店做媒体运营。日常工作主要听老板娘，一个40岁的中年女人的指示。乔羽佳是在上岗之后才知道，“媒体运营”在这里可以引申出无限工作内容。除了更新账号、产品直播这类她能想到的，有时她还需要扮演一名摄影师，用排列组合的方式为四个客人拍出三十张合照；有时则化身地推员，加客人微信，让对方关注店里的媒体矩阵号……

“我真的拴Q（英文thank you 谐音，原意为谢谢你）。”工作五个多月，只有第一个月乔羽佳对老板娘有求必应，后面无论对方说什么，“都当耳旁风，完全没有沟通的必要。”

今年3月，乔羽佳的住处因为疫情暂停了公共交通，她想跟老板娘申请在家办公。被拒绝是意料之中的，但她却被老板娘接下来的话整懵了——

“十公里，我爸爸跑步都能跑到。”“你有这功夫聊天，走也走到公司了。”

“跑步是不可能跑的，那不得中暑”“自行车咱也不会”。

其实乔羽佳会骑自行车，但由于被“气得不轻”，她决定彻底“摆烂”——她坚持远程办公，那天为公司贡献了四小时，工资为零。老板娘说是折算成半小时时薪，但乔羽佳懒得要了。

第二天，为了工资，她不得不出门了。她没好意思骑自行车，拿上了滑板。对此她的解释是：“那我不得装一下子啊？”花了四十分钟，她踩着滑板一路滑到了店里。

乔羽佳讨厌这份工作，“毫无营养”，没有成就感，她上五个月班就挨了五个月的训。她也知道，工作不好找，四千五的月薪挺不错了。对她来说，这样一份工作，可以让她忍受没有社保——毕竟这两年从没一份工作为她提供过——但还不足以让她忍受一通无理而严厉的批评。

导火索是件很不起眼的小事：没有及时给会员账号续费。5月的一次会上，乔羽佳狠狠挨了一通批，她不服气，回嘴说：我都提醒你接（官方）电话了，是你不接，现在又来说我有什么意思呢？

话题转到办公室日常管理，领导强调不允许穿拖鞋、不能带折叠床午睡时。有员工抱怨不人性化，乔羽佳瞧瞧自己的拖鞋，忍不住帮了一句腔：我上份工作老板也给我们买床午睡的。

一来一回彻底触怒了领导，他冲乔羽佳喊：“你要觉得上家公司那么好，你回去得了，我现在代表公司正式开除你！”

乔羽佳倏地一下从座位上站起：“不干就不干！等着我的律师函吧，老子去仲裁！”接着夺门而出。

“最爽的一天。”乔羽佳称之为。她回到工位，心情愉悦。但接到人事递来的离职证明，原因竟标注“个人原因”。过去两年职场没白待，她知道如果自己签字，那日后就不好再提起劳动仲裁主张经济赔偿。

她非常清楚自己拥有最大的那张底牌：《劳动合同法》。如果真干不下去了，因为未签劳动合同，她可以向公司追偿双倍工资补偿，没缴纳的社保，也可以让企业补缴。

“公司开除我，那就写公司原因；或者出份具有法律效应的证明，说明我不能担任公司的职责，不然我没办法签。”她语气强硬地回复人事说。

结婚前精读婚姻法，工作前精读劳动法

互联网上，在“00后”们分享的职场经历里，除了频繁抛梗，多少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对法律的熟稔。林昕就非常信奉网上一个观点：“结婚前精读婚姻法，工作前精读劳动法。”

上一份工作在大型公司，员工福利没让她操过心。但到了新公司，她发现社保不是默认缴纳。有“00后”员工为此找到老板：“没有买社保，你是不是要给我补贴？”老板有些意外，“现在年轻人还挺懂法啊”，他发了补贴，特地交代对方：“千万别跟别的员工讲啊。”

林昕的危机意识打那就有了，她在网上学习了不少关于劳动保障的帖子，迅速下单《劳动法》和《劳动合同法》，“我觉得我总不能在外面上个班还要被人欺负吧。”

这两年多，林昕一直把两部法律放在手边，视之为职场小白必备“红宝书”——合同应该怎么签，年假怎么休，工资怎么发放，她都会去翻一翻。

林昕购买的《劳动法》和《劳动合同法》。讲述者 供图

工资延期通知4天后，7月20日，老师们照常来到学校上班，发现前台的电脑、上课的教具，全都消失了。通过监控，他们弄清了原委：股东们和老板的纠纷升级，连夜搬走了学校所有值钱的物件。

人社部门也在这时候找上门来，就收到的欠薪线索跟老板核实，并督促他发薪。

接下来一场老板紧急召开的临时会议中，刚开始，林昕就听到自己和另一个老师的名字在讲台上响起，“你们俩去举报我了是吧？这工资我还怎么发？”

林昕险些被震慑住，她从人堆里惊讶地抬起头，“对，我是举报了，你发了工资我可以撤销，这不影响。”当初发起提议的老师没敢吱声。一时间，会议室只有她的反对声。

老板没有理会这一解释。他把矛头指向了林昕，“你们要怪就怪举报的人，等我把公司所有的事情处理完，再解决工资问题”。

林昕打心眼里认为这就是个幌子。从会议室出来后，她觉得没有必要再顾及情面，提交了离职申请书。她拉起一个微信群，决定联合老师们，通过劳动仲裁方式解决问题。群名取作：“七月起义群”。

仲裁的可能，曾数次被老师们提起过，但这一天真的到来，她却没得到同事们的支持。有人嫌弃“仲裁耗时耗力”，有人则担心“公司没有钱，仲裁也没有用”……更多人选择了观望和等待。最终站出来和她一起仲裁的是两名前台和一名编程老师，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女孩。

也许职场真的像大部分同事理解那样，得罪了老板，反而会拿不到工资？准备去劳动局立案前，看着打印机吐出一张张资料，林昕第一次动摇了心思。

几天后，最坏的情形发生了。老板突然发了部分老师的工资，没有她的，理由是“那些仲裁的一个都不发”。

老板发了部分老师工资，但少了林昕的。林昕在微信上质问老板。讲述者 供图

一系列“教科书式”应对

无论理论知识多么丰富，又或者像乔羽佳一样，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“被离职”，现实的复杂总会超出人们想象。

当拒绝在离职证明上签字后，事情发展大大超出了乔羽佳预料。老板娘领着人事部门急忙赶来，一行四人，把乔羽佳围住。一开口，态度来了个180度反转：“你干得挺好的，工作也不难，是不是觉得压力太大了？”乔羽佳不说话，老板娘进一步示好：“我们现在征求你的意见，你想留下来吗，之前（领导）说的话可以不作数”。

“不习惯”，乔羽佳说起当时那昙花一现的气氛。她觉得又惊讶又好笑，抓住这个机会，先申请了两天假期。

休完假返回公司，她发现一切都变得好不习惯。不挨骂了，使唤少了，老板娘整天笑嘻嘻的，有事没事总往自己工位跑。做直播，她不过稍稍调整了手机的角度，老板娘朝她竖起大拇指。乔羽佳惊呆了：“她从没这样子过！我都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值得夸！”

“你看你今天做得多好”，那天下班后，老板娘边夸边递来一份合同，“你要是还想继续做的话，我们把合同补签一下？”乔羽佳一早就听说了，自己休假这两天，公司已经把没签的劳动合同都给补上了。眼下就差她了，老板娘和人事轮番劝说的架势，不同意很难脱身。

“我今晚再考虑一下。”乔羽佳溜走了。

第二天早上十点半，当寄出的邮件显示已被公司签收时，乔羽佳正式跟老板娘摊了牌。

这是一封“被迫离职通知书”，她对开除通知的回应。她要求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、工作5个月期间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以及补缴社会保险，共2.6万元。

冲突当晚，她就咨询了律师，淘宝上三十块买来的服务。申请休假则是为了更充裕准备。等通知书到了才离职，也是为了避免被对方指责无故旷工。

这系列堪称熟练的操作，跟她在网上长期的“学习”分不开。老板娘看起来有些措手不及，一系列规劝失效后，在微信上问：“你想要多少？”

“注意这种提问。”乔羽佳在电话那头特别提醒。你不得不惊叹这些年轻人的敏感度，在一些网络盛行的“经验”帖中，类似的提问通常被他们视为一种陷阱——稍不注意，比如直接回复数字，就会被扣上“诈骗勒索”的帽子。

乔羽佳回复了一个网上公认的“安全”句式：“我们按《劳动法》规定的来。”

面对老板娘的询问，乔羽佳在思索后选择回复“我们按劳动法规定的来”。讲述者 供图

等待结果的过程是最煎熬的

等待结果的过程是最煎熬的，乔羽佳说。成功与否，会判多少，对方又会不会上诉，一切都是未知的。

公司没有认同她提出的赔偿要求，还指责她因工作失职给公司带来了损失，需要倒赔5.9万元。协商不成，乔羽佳向东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交了劳动仲裁申请书。

今年6月，仲裁院开庭。庭上争辩激烈，公司称乔羽佳4500元的月工资包含了加班费、补贴、提成，实际工资只有2000，还指责乔羽佳不主动让公司为自己签劳动合同，存在欺诈行为。

为了赢得仲裁，乔羽佳下了血本，花3000元请了律师。过程中，对方曾主动找来调解，表示愿意出1.5万元，她没同意。

父母也无法理解她的选择，他们都是普通的工人，没有办法相信仅仅凭仲裁，就能白白拿到这么多钱？他们还怪她没有接受调解，“你就拿着这一万五不好吗？你还要拖多久？”

协商不成，公司提出需要乔羽佳赔偿损失5.9万元。讲述者 供图

一场仲裁的流程可能长达数月。调查取证、案件审理、裁决，都要时间，当事人不服，还能继续向基层人民法院起诉。当真正要踏入也许很漫长的拉锯战时，不是所有人都像乔羽佳有义无反顾的勇气。

心思动摇的时候，林昕被队友们一句话点醒了，女孩们坚定地表示：辞呈已经递上，不能反悔了。在父母那里，她也获得了绝对支持，妈妈告诉她：别去找他（老板），仲裁后让他来找你！

为了鼓励自己，去劳动局的路上，林昕特意挑了副墨镜戴上。她感觉自己的气场变强大了。

路上，她们经过一家小吃店，学校股东开的。几个人走进坐下，林昕墨镜也没摘下，喊来店主，点上最贵的小吃，语气冷漠：“这些，从我们工资里扣好吧”。对方也有些心虚，忙接话：“没事没事，这顿饭我请，你们别在我店里搞事情哈。”这让女孩们更有信心走进了劳动局。

仲裁程序比她想象中顺利得多。她们的证据很充足。最终，她和老板各退一步，对方承诺将按时按额支付工资，否则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

乔羽佳也成功了。 历时四个月，今年8月底，她收到了2.2万补偿金，比她在公司收到的五个月全部工资还多。

接下来做点什么呢？她列了一串要求：事少，离家近，至少一个单休，买社保这回也被列入必须项。结果发现理想的工作几乎没有，“要不就是销售，要不就别工作。”

她选择了后者。倒不是说真的躺平，她想创业，把赔偿金用作创业基金，批发一些原材料，加工制作成漂亮的手串饰品出售。总之她不想给人打工了。

至于18岁男孩袁毅，他讨要100元兼职工资失败了。人社部门工作人员遗憾地告诉他，因为在校生身份，他的情况需要去街道办事处解决。忙着找下份暑期工，他没有再追究下去。

这原本是他最富足的一个暑假，有五个月的时间充分感受职场，没想到成了最波折的——先是在日料店顶嘴被开除；做客服又没讨到工资；后来几次尝试进厂也不愉快……

他自我安慰，不顺利也是种经历，但失败频次之高，也不禁让他自我怀疑，是不是自己不够成熟才引发冲突。在一些工作场合，他问了年龄比他大的哥哥姐姐，“平时你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？”“你们怼过老板吗？”得到的回答无一例外：忍嘛，还能干嘛。

现在，夏天结束了，他回到了校园，带着一些没能被解答的疑惑，还有对未来的恐惧：“一想到未来几十年都要上班，心态直接炸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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